张筱强
（ 中共中央党校 文史教研部， 北京 海淀 100091 ）
[摘要] 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革命的进步的文化、科学的理性的文化、世界视野下的民族文化、多样丰富的和谐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实践中总是具体化为一系列文化方针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是完成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创造性地推动先进文化建设，以先进文化教育人民、武装全党。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文化工作的重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社会主义道德观，提高全民道德素质；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弘扬和发展中华文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 文化工作重点
[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7）02-0090－07
[收稿日期] 2006-12-30
[作者简介] 张筱强(1954-)，男，天津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文化与文化建设
迄今为止，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并不一致。我们倾向于认为基本的文化形态有两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将两者统合起来，即所谓广义文化概念。在这种意义上，文化是人类创造性实践活动的一切成果。精神文化特指人类社会的一切精神现象及其衍生物。精神文化的范围相对较窄，即所谓狭义文化。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在马克思那里经常表述为“意识形态”，邓小平经常用“精神文明”来表达。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用以分析社会和历史现象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工具。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即建立在其基础之上，并由此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从而与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文化理论区别开来。
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无论谈论社会、历史、经济、政治、文化还是其他，马克思主义都有一个基本的着眼点——人。人是文化发生的原因、发展的动力和目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本来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不同于自然，“人是自由的自觉的”类存在物[1]。人的这种类特性导致人在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中，人改造自然，使自然打上人的烙印，促使“自然的人化”；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增长了认识自然的知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人也被从原始的自然状态“人化”了。“人化的自然”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本质的定义，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即人化”。因此我们说，文化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的标识。促进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人。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使用的概念是“人民”，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人民是作为类概念的人的主体。人民群众现实的物质、精神需求推动着他们去从事极为丰富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正是在大量生产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文化得以发展和进步。人创造了文化，反过来也要求文化服务于自己。所以，毛泽东要求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的在于培养“四有”新人；江泽民指出“我们的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与愿望，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需求”[2]。以人为本的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在抽象的意义上谈论人，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1]，而在人的诸多社会关系中，首要的正是经济关系。应当理解，经济服务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经济是人的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决定人的意识。
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化是革命的进步的文化。近现代史上，一些文化学派曾采取相对主义的立场，对文化的进步性提出质疑。不能说他们的观点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承认历史是发展、进步的，就很难对文化的进步性全盘否定，文化是历史的一部分。文化的进步，即文化不断从低级形态走向高级形态，从不成熟走向成熟。进步文化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是人性完善的体现，先进文化是进步文化中最富时代感的部分。作为有着高远理想追求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党必然要站在时代的潮头，致力于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引领进步文化的前进方向。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党相继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先进文化的目标，突出表现了党对文化历史发展进程的深刻理解。所谓“革命”，从政治意义上讲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行动，在哲学意义上，又可以理解为对某种事物性质或状态的根本改变。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应当适应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要求，引导人民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种意义上，无产阶级文化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带有鲜明的阶级性、人民性；社会主义文化仍然需要不断发展、变革、创新，这也是一种革命。
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化是科学的理性的文化。某些非理性的情绪也是文化现象，但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人类理性的表达。追求科学合理性就是追求对客观真理的掌握，追求对规律的认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鲜明的理性追求。其实,即使是人的情感中也包含理性因素——情感理性。马克思强调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强化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毛泽东认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要对中国的社会特点有透彻的理解，都体现了鲜明的科学、理性色彩。人们越是掌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掌握了真理，就越有条件从被动的“必然王国”走向马克思所说的主动的“自由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因此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4]
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化是世界视野下的民族文化。民族的形成是一种历史现象。现阶段民族不仅不会消亡，还是社会构成的一种重要方式。民族是特定人群生活的共同体。共同的语言、精神信仰和生活方式使一个民族的人凝聚在一起，因此民族既是社会和国家形成的基础，又是民族文化生成的本源。民族文化对民族认同、民族情感的培育、民族特定生活方式的形成至关重要。毛泽东特别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就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巨大的社会组织功能和其所蕴含的精深历史文化传统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发展民族文化是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化、现代化必然的选择，但在现代社会中，民族文化又不能自我禁锢。民族文化从来都不是在禁锢、封闭的状况下形成的。一旦禁锢、封闭了，民族文化的生命也就终结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不仅要广泛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营养，而且要遵循人类文明共同认可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化是多样丰富的和谐文化。文化的丰富性是由文化多样性构成的。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必然对文化提出丰富多样的要求。丰富多样是文化的活力所在，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资源与条件。文化的多样丰富，既是形态、类型的多样丰富，也是风格、样式、特征的多样丰富。在一个社会中，多样丰富的文化既要有区别，又要有联系，否则社会的文化系统就会解体，因此“和谐”就成为社会文化内在的必然要求。所谓和谐文化，即以和谐作为基本价值追求的文化，它是一种生存状态，更是一种心理和思维方式。就文化本身的指向来说，和谐文化强调的是一个文化系统中各种亚文化的协调；就社会的指向来说，它强调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协调解决。文化的和谐性与文化的革命性、进步性是辩证的统一，革命性、进步性着重于文化发展过程，和谐性则着眼于文化发展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实践中总是具体化为一系列的文化方针政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即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目标下的实际操作。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政策大致可以概括如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发展科技教育，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增强综合国力；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研究文化发展规律、尊重文化发展规律；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同步发展；鼓励文化创新，建立有利于文化创新的社会氛围、组织形式和体制机制；提高文化产品生产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要看重文化的经济效益，更要看重文化的社会效益，力求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佳结合。
二、党的文化实践与文化使命
作为用先进的思想文化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党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现代性。党的历史使命，是领导中国人民融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完成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做出全面的、根本性的改变。转型的动因最初往往产生于经济领域，进而延伸到政治领域，但如果没有文化的转型，整个社会的转型就不可能完成。文化与经济、政治有着深刻的内在连带关系，进步的文化是推动社会改革的精神动因，落后的文化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阻力。文化的这种重要性，使文化在推动社会转型的革命中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从目的的角度来说，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社会的转型理所当然包含文化转型，文化变革的直接目标就是文化，建设一种具有现代气质的新文化是时代的要求，中华民族新型的现代文明需要新文化的不断积累。从手段的角度来说，文化的变革、转型以及新文化的建立又是服从和服务于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需要的，文化要为这种发展提供价值支持和精神动力。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的文化工作始终都是围绕建立一种具有现代气质的新型文化而进行的，力图通过这种文化推动社会的进步。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党延续“五四”新文化传统，展开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倡导民主与科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开展大众文化运动，从而促进了进步文化在中国大地的普及，其思想成果集中体现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新民主主义文化即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反帝反封建是它的目标。“民族的”既是指文化的特色，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又针对那些错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优秀外来文化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科学的”即崇尚理性精神，主张客观真理，主张实事求是，主张理论和实际的一致。“大众的”强调文化的普及，更强调文化的民主性。“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5]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第一次把我们党的文化主张理论化、系统化，由此为夺取全国政权做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文化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局面。还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就预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6]在建国后的前28年中，我国的文化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绩，也有严重失误。从成绩方面来说，党在城市和农村大力倡导社会主义道德和新型的文明风尚，各级各类学校大量建立起来，文学艺术、新闻出版有了极大发展，科技水平迅速提高，学术探讨有所成就。党不仅在相继制定的几个五年计划中为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规划，还提出了繁荣学术和文化的“双百方针”。文化建设中的失误，主要是混淆了文化和政治的界限，忽视了文化发展的规律，采取了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未能把思路调整到以建设为主上来，其严重后果是导致了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但总体来说，党为建立一种新型现代文明而努力的方向并没有改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反思“文革”的沉痛教训，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改革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2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步为营，扎实推进，由此初步形成了经济发展、政治开明、文化繁荣、社会安定的局面。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知识经济蓬勃兴起，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加剧，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潮流相互激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部、外部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这样的情况是以往不曾经历过的。新的条件需要重新认识，新的矛盾需要运用新的方式去解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文化使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以创造性的精神推动先进文化建设，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尽快完善和成熟。我国当代社会的先进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一种成熟文化形态还有相当距离。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我国进行了5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进行了30年不到。几十年对人的一生来说可能很长，但对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的成熟来说又太短。一种新文化由兴起到成熟，往往以数百年计。这样考虑问题不是要懈怠精神、推脱责任，只是说明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成熟的文化形态首先是价值形态的清晰、完整。目前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生的许多困惑表明，这方面还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内容的丰富和协调统一也是文化成熟的要求。因此，要树立共同理想，凝聚文化共识，塑造民族精神；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都要得到发展，高雅文化、通俗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学术文化、民间文化、行业文化、社区文化等等在我国都应得到充分发育。成熟的社会文化其基本的精神价值往往渗透在人的心灵中，形成人们自觉自愿遵从和守护的社会规范，潜移默化为行动，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尤其值得注意。
其次，要以先进文化教育人民，塑造一代高素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社会主义现代化归根结蒂取决于人的现代化，而目前国民文化素质偏低是制约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当承认，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的文化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一方面城乡存在大量失业人口，另一方面许多高层次的岗位无人适任，这种情况表明我国国民的文化素质不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不足以应对社会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实现现代化，教育要先行，科技要先行，因此要从教育入手，发展科技，全面提高我国国民的文化素质。文化素质一方面表现为对知识的掌握，另一方面也表现为道德水准和精神面貌。目前，人们对知识关注较多，而对道德、精神状态的关注严重不足，这种状况亟待改变。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社会导向。
再次，要以先进文化武装党，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把党建设好，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有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由党的先进性决定的，这种先进性一方面表现为党具有先进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表现为党具有高超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先进性一旦丧失了，党的执政合法性也就不存在了。而目前党的确面临如何始终保持先进性的严峻挑战。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与先进文化血脉相连，甚至可以说党就是先进文化的产物。先进文化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实现党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重要精神资源和智力资源。在市场化条件下，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以先进文化塑造党员的精神世界，保持党的队伍纯洁，改善党的形象。现代国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有效管理现代国家不能仅凭经验，掌握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和管理知识是获得领导主动权的前提条件。自觉站在时代的高度，倡导进步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广泛吸纳一切先进的科技人文知识，才能提高党对现代国家的驾驭能力。
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文化工作重点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实现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从建设小康社会到构建和谐社会，表明我们党的理论发展，表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新和完善国家意识形态
一个国家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即这个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具有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社会秩序有序的天然职能。在现代社会，国家意识形态对于凝聚社会共识、引导国家的前进方向，保持国家的团结统一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建设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建设思路、方式、手段等方面不断创新，成就是显著的。但应当看到，以往意识形态建设中存在的僵化、封闭、脱离实际的缺陷并没有根除，意识形态话语和学术话语、民间话语隔膜严重。全球化导致的思想文化多元化对我国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形成了强烈冲击，国际反华势力对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侵蚀、颠覆还在加剧，而且手法多样，花样翻新。因此，维护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西方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但在强化他们本国的意识形态时却不遗余力。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放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与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只能导致思想的混乱、行为的无序，最终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国家的解体。
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并把实践作为自身哲学的基石。只有同生活保持着血肉联系，从生活实践中吸取营养，实现国家意识形态持续的理论创新，关注和回答现实问题，切实增进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意识形态才能变得生机勃勃，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认同，显示出强大的威力。一要提高国家意识形态的普适性、包容性和对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目前，多种意识形态成分的存在在我国已是客观事实。非主流意识形态中，有与主流意识形态对立的部分，也有非对立的部分。看到对立是必要的，但不能理解为两者只有一种对立关系。如果只看到对立，二者不仅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交流，而且也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较量，这对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除了那些敌对的意识形态之外，国家意识形态在确保自己主导地位的同时，应该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整合其他有益内容，应当具有兼容并蓄其他意识形态合理、科学成分的气度和能力，应该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的竞争中发展壮大自己。二要注重改善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形象和叙述方式。目前我们有些新闻报道、理论文章和主旋律的文艺作品之所以不受欢迎，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粗糙化、说教式等弊病，以至这些作品成了概念化和假大空的别名。其实，即使是真理，倘若被拙劣的表达包裹着，也会失去应有的锋芒。因此，要善于正面、真实、亲切、有效地表达自己。
（二）倡导社会主义道德观，提高全民道德素质，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我国的社会风气日益受到人们的诟病。叹息之余，人们不得不反思，我国的社会精神引导体系和评价体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有人以“道德滑坡”对我国社会道德现状做出完全负面的评价当然是片面的。实际上我国社会当今的人性化、开放度、宽容度好于历史上任何时期，这是道德进步的表现。但社会诚信不彰、公德心不强、忽视人格修炼也是事实。我国社会道德存在的问题既表现为基本道德意识的缺失，也表现为道德共识不足。社会转型、新旧道德观念交替固然是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体制方面的原因也不能忽视。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社会道德是由政治体制、宗教体制和家族体制共同支撑的。目前后两者的作用在弱化，而没有替代机制。政治体制维护社会道德责无旁贷，但仅靠政治体制不仅势单力薄，而且有功能方面的限制。加强我国社会道德建设，首先要重塑人生信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教育和行为引导；其次要对现行的社会道德观进行必要的梳理，弃旧扬新，寻求“文明公分母”，凝聚社会道德共识；再次要建立必要的道德守护机制，关键是激励机制和惩戒机制，大众传媒、民间社团和家庭应当在道德守护中发挥更大作用；最后要改善社会道德风气，要从社会公众人物做起。
（三）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领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就最大的领域之一，也是目前群众意见较多的领域之一，教育不公是群众突出不满的问题。促进教育公平，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教育公平？一般来说，教育公平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一是起点意义上的公平，即是否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二是能力意义上的公平，即具有不同潜质的受教育者是否各得其所，也就是说是否做到了因材施教；三是结果意义上的公平，也即是否人人都受到了同等的教育。应当说，人人受到同等的教育是最理想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教育始终应当持有的目标。但在我国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一步达到这样的结果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从起点公平做起，逐步实现能力意义上的公平，进而向结果的公平过渡。起点的公平是基础层次的公平。相对而言，起点的公平也最有实现的条件。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高等、中等、初等和职业教育之间以及重点、非重点学校之间分布极不均匀。而且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这种不均匀还有扩大的趋势。目前我国教育资源分配随意性过大，缺乏建立在认真研究基础上的合理规划，缺乏必要的监督。因此要切实采取措施，保障教育资源的均匀分布，关键是要建立公正的资源分配制度。所谓公正的资源分配制度，一是指制度的公正，强调制度的公正性；二是指公正的制度化，即公正的理念与要求应当具体化为制度。在促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中，各级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我国政府带有很强的发展型政府特色，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职能履行还不到位，因此要提高认识、转变职能，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更有作为。
（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当今时代，科技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科技成果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全球面临的资源、环境、生态、人口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科技的进步，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科技的竞争。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关键是要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十六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这里突出了原创的重要性。没有原创的东西就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一要加速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步伐，全面推动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二要加快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和国家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共享，建构面向全社会的共享服务体系；三要全面实施新的科技评价办法，规范科技评价活动，形成有利于鼓励原始性创新、防止和惩治学术不端行为的科技评价环境；四要加强科技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对年轻科技人才的培养；五要推动科学知识的普及，在全社会形成热爱科学、尊重科学的风气。
（五）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弘扬和发展中华文明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2]中国有着长达几千年的灿烂文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能脱离传统的根基，只有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我国文化才能保持自己独特的人文理想和精神品位。近百年来，总的说我们对传统否定得多，从积极的角度肯定得少。这与这段时期我们一直处在革命、变革时代有关。传统中的糟粕今天依然需要批判，但在进入和平建设和稳定发展的年代以后，应当更多地看到传统文化的积极方面。
人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传统文化中哪些是应当继承的，哪些是应当抛弃的？这样提出问题不难理解，希望答案简单明了。但这样提问也包含一个思维误区，即文化的优劣可以像豆腐一样切割得了了分明。其实，文化的复杂性恰恰在于它的多义性、丰富性、开放性、可阐释性。同一句话，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同一种思维方式，在一个领域是有效的，在另外一个领域可能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抽象地、静态地评价一种文化现象是优是劣没有意义，评价应当放到具体的环境中，而且重要的还在于评价能力。因此，与其针对客体的性质提出问题，莫如提高自己的吸纳力和阐释力。吸纳能力和阐释能力越强，就越能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出有用的东西。
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少数体现封建意识核心价值的东西以外，绝大多数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观念都有重新阐释的余地。从建构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说，中国尊圣、求和、重义、尚礼的文化理想和文化精神应当创造性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文化象征和文化仪式应当得到充分重视和尊重；中国人特有的直觉的、整体的思维方式应当得到应有的肯定；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自强不息、正道直行、民为邦本、求真务实、豁达乐观、以道制欲等处世态度和人格理想应当躬身践行。总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长期繁荣与发展，必须继承优秀传统，在新的生活基础上重塑民族精神，树立当代中国的文化理想、文化形象和文化旗帜。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越是看重传统，强调继承传统，就越要有现代眼光和世界意识。近代以来，在文化冲突加剧的背景下，许多学者开始了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梁漱溟认为印度文化以向后退为特征，西方文化以进取为特征，中国文化以调和持中为特征。林语堂认为中国的文化是静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动的文化。中国重实践，西方重推理；中国重直感，西方重分析；中国人求道，求可行之道，西洋人求知，求客观真理，如此等等。这些分析有武断的一面，但从中也能看出西方文化的某些长处。西方文化随着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率先实现了现代转型，而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因素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法治精神、平等精神、进取精神、个性精神以及现代科技人文知识，至今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仍有重要的意义。在西方文化强势、文化霸权主义盛行的国际环境中，对吸收和借鉴西方优秀文化仍然应当保持足够的坚定和清醒。
（六）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
每年一度发表的联合国世界文化发展报告把各国人均占有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数量和文化参与程度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这说明文化活动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活跃社会生活，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传播进步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同时有助于稳定社会情绪、增强社会凝聚力。
我国目前的文化产品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与群众的需求有较大差距。2005年，全国民众的文化潜在消费能力达5 500亿元，但实际能满足的仅3 800亿元左右。韩国电视剧、美国大片、日本电子游戏对我国文化产品市场形成巨大压力，这种情况应当尽快改变。群众的文化需求日益多样化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点。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不只是文艺体育活动，还应包括各种形式的教育、旅游、健身活动等等。科技与人文、高雅与通俗、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只要是群众喜闻乐见又有教益的，都有存在的理由，都应给予适当的发展空间。文化活动既要讲究丰富性，又要讲究品位。
大众文化的兴起，是近年文化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怎样评价我国的大众文化？目前批评者多，肯定者少。其实，我国近年兴起的大众文化，有健康的民间文化底蕴，有我国当代社会变革火热斗争生活的底蕴，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主流是健康的。对一些流行歌曲、电视剧，以及超级女生大赛等不应简单否定。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改变了文化活动形式单调、产品匮乏的状况，使文化更贴近民众。当然不容否认，目前我国的大众文化中的确也存在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但将我国的大众文化全盘否定是错误的。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并不决然对立。现在很多被当作经典的东西，当初就来自民间，而当初一度被当作经典的，有些反而成了过眼烟云。因此关键是要对大众文化加以积极引导。
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是促进我国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文化体制改革总体目标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相适应、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有利于促进文化创造和文化生产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是要抓紧制订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二是要明确区分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和经营性的文化产业，采取不同的发展方式；三是要重塑国有文化市场主体，转变政府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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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99.
[6] 毛泽东选集：第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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